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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心理三大实验之“米尔格拉姆权力服从实验”

米尔格拉姆实验(英语:Milgram experiment),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针对社会心理学的科学实验。实验的概念最先开始于1963年由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变态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里所发表的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一文,稍后也在他于1974年出版的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里所讨论。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被判死刑后的一年。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Milgram, 1974)

米尔格拉姆在他的文章“服从的危险” (1974年)里写道:

“在法律和哲学上有关服从的观点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但他们很少谈及人们在遇到实际情况时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我在耶鲁大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一个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辅助实验的科学家所下达的命令,而会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加诸多少的痛苦。当主导实验的权威者命令参与者伤害另一个人,更加上参与者所听到的痛苦尖叫声,即使参与者受到如此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权威者仍然得以继续命令他。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去做出几乎任何尺度的行为,而我们必须尽快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

实验方法

实验小组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并寄出许多广告信,招募参与者前来耶鲁大学协助实验。实验地点选在大学的老旧校区中的一间地下室,地下室有两个以墙壁隔开的房间。广告上说明实验将进行约一小时,报酬是$4.50美元(大约为2006年的$20美元)。参与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包含各种教育背景,从小学毕业至博士学位都有。

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被告知自身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

参与者将被告知,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获得了一张“答案卷”。实验小组并向他说明隔壁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但事实上两张纸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参与者都是“老师”。“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着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有一位参与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老师”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单字,而“老师”的任务便是教导隔壁的“学生”。老师会逐一朗读这些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老师会开始考试,每个单字配对会念出四个单字选项让学生作答,学生会按下按钮以指出正确答案。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其他单字。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伏特数也会随之提升。

参与者将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电击产生。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着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着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当伏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接下来当伏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电压 “学生”的反应

75 V 嘟囔

120 V 痛叫

150 V 说,他想退出试验

200 V 大叫:“血管里的血都冻住了。”

300 V 拒绝回答问题

超过 330 V 静默

到这时许多参与者都表现出希望暂停实验以检查学生的状况。许多参与者在到达135伏特时暂停,并质疑这次实验的目的。一些人在获得了他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保证后继续测验。一些人则在听到学生尖叫声时有点紧张地笑了出来。

若是参与者表示想要停止实验时,实验人员会依以下顺序这样子回复他:

请继续。

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

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

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

如果经过四次回复的怂恿后,参与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直到参与者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

结果

米尔格拉姆为整个实验过程和其结果录制了纪录片,纪录片名便是服从,纪录片的正版拷贝目前已经很难找到了。他接着与Harry From制作了5部一系列受到这次实验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影片[1]。这些影片都可以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媒体中心找到。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拉姆曾对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做了预测实验结果的测验,他们全都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10%甚至是只有1%,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

结果在米尔格拉姆的第一次实验中,65%(40人中超过27人)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芩嵌急硐殖霾惶娣?;每个人都在伏特数到达某种程度时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想退回实验的报酬。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坚持停止。后来米尔格拉姆自己以及许多全世界的心理学家也做了类似或有所差异的实验,但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为了证实这项实验,也有许多更改了架构的实验产生。

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州立分校(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的Thomas Blass博士(也是米尔格拉姆的传记——《电醒全世界的人》的作者)在重复进行了多次实验后得出了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的结果,他发现无论实验的时间和地点,每次实验都有一定比率的参与者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约在61%至66%之间。

对于实验结束时的情况所知不多,依据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回想,当时那些没有达到最高伏特数的参与者却也都没有坚持这项实验本身应该结束,也没有至隔壁房间探视“学生”,离开时也都没有询问实验人员的同意。

对实验的反应

实验本身受到了关于在科学实验上的伦理质疑,因为这项实验对参与者施加了极度强烈的情感压力(虽然这种压力可以说是由他们本身自由操作所造成的),尽管这项实验带来了对人类心理学研究的宝贵发现,许多现在的科学家会将这类实验视为是违反实验伦理的。

米尔格拉姆则辩护道,之后的调查发现当时的参与者中有84%称他们感觉“高兴”或“非常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15%参与者选择中立态度(有92%的参与者做了事后的调查),之中许多人事后还向米尔格拉姆表达谢意。而且米尔格拉姆还不断接到这些前参与者想要再次协助他进行实验,甚至想加入他的研究团队。

六年后(也就是越战规模最大的时期),其中一个前参与者与米尔格拉姆联系,表示为何他们会感觉“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

“1964年当我在进行实验时,虽然我相信我是在伤害某个人,但我完全不晓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当人们根据他们自己所信仰的事物并顺从的服从权力者行动时,很少人会意识到这点...请允许我这样认为,我被权力机关征召入伍,而这将会让我做出一些连我自己都会害怕的坏事. ... 如果我拒绝服兵役的良心申请(Conscientious Objector)不被权力机关所批准,我已经准备因此而去坐牢,这对我的良心而言是唯一的选择。我唯一的希望,是我那些同样被征召的夥伴们也能如此发挥他们的良心...”

不过,实验的经验并不是对每个参与者都有终身的改变。许多参与者都没有依据现代的实验标准被告知细节,离去时的面谈也显示许多参与者看起来仍没有理解到这项实验的真实情况。

实验所引起最主要的评论不在于实验方法的伦理争议,而在于实验所代表的意义。一位在1961年的耶鲁大学参与者在Jewish Currents杂志上写道,当他在担任“老师”的中途想要停止时,便是怀疑到“整个实验可能只是设计好,为了测试寻常美国民众会不会遵从命令违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国人在纳粹时期一样”而这便是实验的初衷之一。米尔格拉姆在他《服从的危险》一书中便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便是,我们在实验室里所制造的使人服从权力的环境,与我们所痛责的纳粹时代之间有怎么样的关联。”

米尔格拉姆实验(权力服从实验)

津巴多设计斯坦福监狱试验的灵感来自于他的高中好友、一生的良朋,伟大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Milgram)。米尔格拉姆是犹太人,与津巴多一样,成长于纽约内城的Bronx区,一个充满了罪恶的地方。作为犹太人的出身与成长环境的恶劣,让Milgram提出了疑问:“为什么大屠杀会在此时此地发生?”得到的回答是:“不对,那是纳粹德国,你要知道,那是在1939年的时候。”“我知道,但是如果希特勒要求你,你会不会电死一个陌生人?”“不会不会,我是个好人。”“为什么我们不尝试一下把你置身当时的情景,看你会怎么做?”

于是米尔格拉姆以每小时4美元的报酬找来了1000名实验对象(全部不是大学生,年龄在20到50岁之间),在耶鲁大学开始了世人称为米尔格拉姆实验的传世经典。试验对象在实验中担任教师的角色,共同进行实验的还有一位学习者,和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心理学家。

这1000名米尔格拉姆的小白鼠被担当权威角色的心理学家告知,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学习效果与惩罚的关系,“你担任教师的角色,负责提供材料给学习者;你负责提问和惩罚的工作,如果答对了,给他一点奖励;如果答错了,给他一点惩罚,你要按这个仪器上的这排按钮,第一个按钮写着15伏,意思是惩罚是给予学习者15伏电击,这排按钮是以15伏递增,如果第二个问题答错了,就给他通30伏电以作惩罚。最高电压是450伏。”

家用的电压是220伏,450伏的效果不用说也知道。学习者其实是一名演员,他的任务就是故意答错,并且发出受到电击时的惨叫。

米尔格拉姆真正的问题是:有多少人会一直惩罚学习者的错误,直到最高的电压——450伏?

为了考察担任教师角色的实验者在实验条件下的反应,米尔格拉姆还故意在375伏的电压下贴上一道该死的提示:“危险:严重的电击”。同时他还要求扮演学习者的演员要不断地发出惨叫和哀求,要求“停止实验”。

说这道提示该死,是因为这与演员的惨叫和哀嚎一样,是个心理上的暗示:对实验对象的道德和良心的唤起。而正是这种道德意识和对心理学家所代表的权威角色服从之间的挣扎,成为对实验者人性的最大考验,也是Milgram试验设计的绝妙之处。如果说道德意识和良知是天使的化身,唤起人性之美好一面;那么心理学家将要扮演的,是魔鬼的角色,但是这名魔鬼将穿上白大褂,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头顶心理学家的光环,以一种权威的身份隐藏着魔鬼的真面目,让人无法辨认。

米尔格拉姆曾经问过40名精神科医生:“你认为在这个实验中,有多少人会一直惩罚学习者直到450伏,而把整个实验完成?”“1%。”因为这是撒旦式的行为,在美国人当中,有撒旦行为倾向的统计数据,正是1%。这些精神科医生的专业知识还是比较扎实的。

错了,全错了。

米尔格拉姆实验结果之所以让世人震惊,是因为有2/3的实验对象,而不是1%,按下了450伏的按钮。这只是第一组实验的结果。米尔格拉姆一共进行了16组相同的实验,而在最后一组实验中,有90%的人完成了整个惩罚的过程,把所有的电压按钮都按遍了,一直到450伏,最高电压的惩罚。

当然,这些试验对象并非哼着小调心情愉快地按下按钮。在试验过程中,受到作为学习者演员惨叫声的不断刺激,他们向饰演权威角色的心理学家提出要终止试验,而他们得到的回应是“请继续,试验对象只是身体上的疼痛,不会造成创伤。”据Milgram的观察,很多试验参与者的身体反应都反映心灵上的折磨:流汗、颤抖、咬嘴唇、呻吟、指甲无意识地插入自己的身体、甚至有参与对象身体出现抽搐。

但他们却都遵从了身穿白大褂的心理学家的要求,痛并挣扎着执行科学试验的要求,尽管不断受到自身良心的谴责。

对米尔格拉姆试验质疑者如Orne和Holland撰写论文提出,或者这些试验对象都不是傻子,他们早就察觉了学习者其实是个演员,没有真正地受到电击。所以他们才会一直把试验进行下去。

心理学家Sheridan和King为了求证,在1972年进行了另一组试验。这会受电击的对象不再是演员,而是一条可爱的小狗。小狗不会表演,每一次电击都是实实在在的痛苦,小狗每受到一次电击就痛苦地跳起来,惨叫!在接受测试的男性对象中,有50%完成了整个试验,按下了每一个梯度的电击按钮,一直到最高强度的电击。

女性对象的结果更是让人惊讶:100%的女性完成了试验,按下了每个梯度的电击按钮,尽管女性比男性更温柔、没有男性天生的攻击性和暴力、甚至更喜欢小狗,但女性与男性相比,更听话、更容易屈从于权威的要求,即使是无理的要求。

米尔格拉姆试验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现实版本

1961年,另一位Hanna,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踏入了耶路撒冷的军事法庭。审讯的对象是纳粹特务头目阿道夫艾克曼?;淝碧佑诎⒏⒌?#8220;专家”艾克曼在纳粹系统中是一名技术官僚,在1938年到1941年间,他的任务是负责驱赶在德国的犹太人;1941年到1945年间,他的任务是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和吉普赛人运送到死亡集中营。

“专家”艾克曼的专长是铁路运输,他的办公地点在办公室,工作性质实际上与现代的白领并无差异:计划、协调、保证执行的效果与目标一致,与文件、电话、电报、铁路时刻表、车皮和人数的统计数字打交道。他曾经递交过辞职信,因为无法承受集中营现场的惨况,但被上司以“服从是军人的天职”驳回。他就是社会学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的纳粹理性化屠杀系统中的一颗螺丝钉。

当汉娜阿伦特看到坐在防弹玻璃亭中接受审讯的艾克曼时,大失所望。艾克曼完全不具有任何“杀人魔王”的特质,法庭上艾克曼礼貌周全、表现得毕恭毕敬、唯唯诺诺。这与Christina与斯坦福监狱中“臭名昭著”的看守John Wayne的印象几乎一致。

在经历此次审讯后,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他之所以作恶,并非因为他有以人类为敌的恶魔天性,或者他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出人头地,相反,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他服从上级命令、忠于职守,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把自己降低为“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只不出声的驯服工具。

而因此米尔格拉姆试验也被人称为“艾克曼”试验:服从权力的要求,执行自身角色被理性体系所赋予的任务,哪怕任务看起来是如此地不具有理性,但理性系统的分工,已经让不具有理性的任务衍生了理性的缘由:服从。

如果说米尔格拉姆试验是由于心理学家的权威角色迫使试验对象执行其承诺的角色所赋予的任务,那么津巴多的试验则更深入了一步。在这个试验中,不存在上级:津巴多没有上级,但是却自觉地赋予了自身由系统设定的监狱长角色,具有维持试验进行的职责;看守们没有上级,津巴多并没有要求他们要迫害囚犯,而是看守的角色赋予了他们迫害的需要以维持自己的职责。由系统设定所赋予的权力诱使好人津巴多和看守们释放出内心的恶魔。

津巴多的斯坦福试验让他成为了一名军人的辩护专家证人。这名军人是在2003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美军虐囚事件中的一分子。这让津巴多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到事件的所有相关资料。津巴多意识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就是现实版的斯坦福监狱。

在长大20年的时间里,尽管斯坦福监狱试验名动天下,但津巴多却从来没能够出版过一本书,因为他一直内疚于1971年那疯狂六天中自己犯下的错误,一直不忍揭开人性的阴暗面。直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如出一辙的再现了他曾经目睹的情形,他才决心写出了一本著作《路西法效应(Lucifer effect)》。

路西法曾是上帝宠爱的天使,但因反对上帝要求他尊重亚当,而离开天界,堕落成为魔鬼撒旦。津巴多用路西法效应解释好人转变为魔鬼的现象,是想要说明,魔鬼原本就是天使?;等瞬⒎翘焐亩?,而是情景(situation)的力量让好人逐渐堕落。

津巴多在TED演讲中总结了平凡的好人堕落为恶魔的七个社会化过程:“无意识是第一小步,对他者的非人化对待,对自身的去个人化,个人责任的分散化,对权威的盲从,对群体准则不经批判思考的服从,以不作为和冷漠的形式被动容忍邪恶。”

把斯坦福试验放置于中国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城管总是出事、为什么孙志刚在***中会惨死、为什么会有匪夷所思的躲猫猫事件。是系统赋予的权力角色诱使权力的拥有者从正常人演变成一个个不可理喻的恶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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